亚投行诞生 亚行言称适当合作

    2014年10月21～23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会见了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双方就亚行如何帮助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进行了讨论。同期还会见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副总理崔炅焕。

    10月23日下午，中尾武彦行长在即将离开中国之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会记者更多围绕亚行对即将诞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态度进行发问。

    10月24日，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回到马尼拉后又郑重发表书面声明，重申新闻发布会上对亚投行的态度：由于亚洲对基础设施资金的需求巨大，成立亚投行为该地区提供更多资源是可以理解的；至关重要的是，在其项目和规划中，亚投行在采购和环境与社会保障标准方面采用国际最佳做法；亚投行一旦正式成立，亚洲开发银行已准备好，考虑在共同的优先发展领域与亚投行进行适当的合作。

中国与亚行的合作

    亚行自1966年成立以来成员体已发展为67个，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另19个包括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1986年中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从此拉开了中国-亚行合作的序幕。目前，中国是亚行第三大股东、第二大借款国和第一大技援赠款使用国。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和深化与亚行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8年的合作表明，中国与亚行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是为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合作。亚行的支持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体制机制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的成功实践也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这次，中尾武彦来访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参加中国发改委和亚行联合举办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合作研究高层研讨会，提出通过创新和技术升级加快产业转型至关重要，建议中国在产业转型、平衡城乡发展、人力资源转型、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水安全、管理地方政府债务及融入全球经济八个方面做好准备，迎接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挑战。

为何催生亚投行

    作为亚行第三大股东国，中国积极参与亚行事务，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深挖合作潜力。2005年，我国政府出资2000万美元，在亚行设立了中国减贫和区域合作基金（以下称“中国基金”），以支持本地区的区域合作和减贫事业。这是我国首次向多边金融机构捐资设立信托基金用于发展事业，也是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决定，表明了我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本地区扶贫事业的实际支持。通过支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等机制下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对话、知识交流以及周边低收入国家机构能力建设等活动，中国基金为推动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的区域合作和减贫事业做出了有益贡献。亚行及周边国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国基金的影响和效益，一致认为设立中国基金是中国政府致力于帮助周边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减贫、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进程中，中国从亚行获得贷款的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从接受亚行贷款最多的国家，逐步变为出资国，帮助亚行在2009年增资1100亿美元。但是正如亚行总干事Rajat Nag曾经说的那样，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只有约3700美元（亚行不再提供贷款的门槛大约是7000美元）。目前，亚行对中国的贷款重点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环境、金融业发展以及地区合作和融合。

    众所周知，亚行自成立以来，历届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目前，中国在亚行股份仅为6.4%，与最大出资国日本（15.6%）、美国（15.6%）存在明显差距。中国曾多次提出增加在亚行的份额，但由于美国、日本的阻挠，均未取得成功。2014年5月召开的亚行理事会年会，事实上搁置了有助于中国表决权扩大的增资举措。

    对此，中国提出了另设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构想。成立亚投行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多赢选择——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有外界评论说，中国正慢慢地有意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在亚洲针对国际关系做出新的安排。确切而言，我国正在寻求促进互联互通、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路。这一互联互通新秩序的特征是坚定承诺遵循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维持现有边界等中国所理解的国际关系“传统”价值观。

一石激起千层浪

    自2013年首次披露成立亚投行的设想以来，我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广泛的邀请，部分欧盟国家、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最初都对亚投行表现出了兴趣。但美国官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游说”，极力劝说这些盟友拒绝加入亚投行。2014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卡罗琳·阿特金森在华盛顿会见一名到访的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对韩方可能参与亚投行筹建表示担忧，反对其参与其中。美国阻挠韩国参与亚投行，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美国的施压下，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放弃了加入该行，至少是在近一阶段时间暂不考虑，尽管部分国家表示希望随后可以加入。

    作为倡导国，我国一直建议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将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但事实证明，中国创建并主导亚投行被美国戳了一刀。在美国看来，中国这样做是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故意之举，后两家银行是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由美国和日本主导，而亚投行是中国用来拉拢东南来、中东和中亚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是通过经济利益承诺在中国邻国间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种软实力攻势。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4年7月，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提议建立亚投行是好事，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庞大的需求”。10月24日，他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并表示，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贷款需求接近1.5万亿美元，而全球多边发展银行及私人投资商只能提供大约2050亿美元贷款，“就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匮乏的现状而言，亚投行应该非常值得欢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也表示，亚投行不会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构成冲击。

    根据10月24日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但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

    据悉，备忘录签署以后，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将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亚投行筹建将遵循开放包容的原则，欢迎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加入筹建进程。按照目前工作计划，预计各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亚投行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虽然亚投行规模相对较小，其500亿美元启动资金的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是当它成长后，它将给予中国地区金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亚行从未允许中国施加过的。

亚行力图突出与亚投行差异

    在10月23日的亚行行长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亚投行是否会挑战亚行的地位，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亚投行的筹建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巨大的资金需求，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亚投行是对亚行的补充，不会对其造成冲击；亚投行建设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成立后，亚行将考虑以适当的方式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行多年来关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并正在自我改革，扩大贷款能力，提高客户服务能力。中尾武彦对亚行的实力颇为自豪，特别提到了美国也是亚行的成员国，并拥有3000多具有不同背景的员工，其中1500多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员工。中尾武彦说，外界可能对亚行存在误解，认为亚行关注重点是扶贫，实际上亚行多数投资都投放在铁路、港口、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为了明确突出与亚投行的差异，亚行正在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0月27日报道，亚行最近建立了“官民合作部”，负责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提供有关官民合作模式下的建议以及促成业务。该部门还计划与日本和欧美大型银行扩大合作，将大幅增加对大型银行等的银团贷款，通过积极利用民间的经验和资金，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据亚行估算，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亚洲，到2020年将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像过去那样由亚行向政府提供融资、在政府主导下建设铁路和道路的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要求，因此正在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有力武器是正是官民合作模式下的相关业务。在亚行的2013年银团贷款中，民间机构提供的金额达到约60亿美元，不到亚行融资额的一半，计划中在2020年之前将其扩大至2倍，达到与亚行融资额相同的水平。

    过去以对政府融资为业务中心的亚行之所以转向重视利用民间力量，就是希望突出与亚投行的差异。这种转变是主观需求，也是客观形势变化使然。所以，在21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同签署备忘录的这一天，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再次重申“如果考虑到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旨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选项的亚投行的设立能够理解。亚开行会考虑与其展开适当合作”。